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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德国联邦环境署（UBA）发布题为《直到205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路径》（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until 2050）的报告，阐述了UBA资助下由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和墨卡托全球公共与气候变化研究所（MCC）开展的“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路径”项目（2015—2017）的研究结果，强调了综合性气候政策方针能够使气候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一致的潜力。该项目旨在考虑一系列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因素以及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 ℃以内的要求下，建立转型情景和战略。报告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5个方面：

（1）1.5 ℃目标的减缓挑战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提供的情景证据揭示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 ℃以内的减缓要求。研究发现，1.5 ℃目标下剩余的碳预算接近于零，即使是最乐观的情景也显示，从现在起5年之内将耗尽剩余的碳预算。这也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几乎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都需要通过碳去除（CDR）来补偿。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净碳中和目标需要在2045—2060年快速实现。这需要实现比目前国家自主贡献（NDCs）承诺更快的减排，以及大规模地应用碳去除。

（2）2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利用最近的“能源—经济—气候模型相互比较项目”（energy-economy-climate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的情景结果，通过与能源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可持续能源目标指标，该研究分析了2 ℃替代路径的协同效应及风险权衡。研究发现，全球实施与长期气候目标相一致的短期气候政策的时间越长，其愿意使用的技术越少，达到可持续发展其他目标的前景越低。例如，限制碳捕集与封存（CCS）等关键减缓技术会产生一些协同效益（例如更早地逐步淘汰煤炭），降低这些技术的风险，但会增加其他技术的风险（例如，转向核能和生物能源）。与目前国家自主贡献相关的短期政策涉及以大量与能源相关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代价，产生的协同效益较低，特别是在与减缓技术限制相结合时。同时，积极的节能措施可以降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并且可以作为脱碳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是社会接受2 ℃减缓路径的关键，如果做出恰当的气候政策选择，就不需要缩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甚至可以针对某些目标进行加强。

（3）大规模生物能源生产与可持续发展其他目标之间的利益权衡

大规模生物能源部署是1.5 ℃和2 ℃转型路径的关键要素。然而，由于生物质需求量大，生物能源部署（SDG 13）的减缓效应可能以土地利用部门的不利影响为代价。因此，大规模生物能源部署可能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冲突。通过分析不同情景下环境保护和土地保护措施的利益权衡，研究发现：①到2050年可以实现高水平的生物能源生产，但是环境成本很高；②森林或水资源保护计划可以大幅减少生物能源生产的环境外部性，但也会产生新的代价；③提高农业生产力或减少资源密集型食品消费等节约土地的措施，能够降低生物能源生产的环境副作用，而不产生新的代价；④将环境保护与节约土地的措施相结合的整体方法最具前景，可使大规模生物能源部署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相一致。

（4）可持续电力部门脱碳

研究表明，电力供应部门，尤其是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是实现2 ℃气候目标及可持续发展其他环境目标的能源转型的核心。在早期阶段，电力部门低成本减排的巨大潜力对减缓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仅通过风能和太阳能就可以使电力部门几乎完全脱碳，然而，这将需要对电网基础设施和电力存储系统进行大量额外的投资。研究还发现，低碳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协同效益，超过了其环境副作用。在替代脱碳路径中，在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影响方面，高度依赖风能、太阳能的战略优于那些依赖碳捕集与封存（CCS）和核能部署的战略。

（5）1.5 ℃和2 ℃目标下可持续性导向的减缓路径

对符合1.5 ℃和2 ℃目标的可持续脱碳路径的情景分析表明，不同政策干预措施的综合，与减缓研究中普遍的最低成本范式（least-cost paradigm）相悖。①对有害或有风险的技术方法的直接政策监管，例如生物质利用或核能电力，可以降低部分环境影响，但同时增加了可持续性方面的压力。②加速短期减排可以增加减缓的共同效益，并减少对负排放技术的需求，但在短期内可能提高减缓成本。③转向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例如减少能源和材料密集型消费模式、减少肉类密集型饮食，能够全面提升可持续性，并有助于减轻可持续性目标之间的抵消效应。以上3种方法的结合可以平衡各个方面的风险，并在大多数方面导致最低的可持续性风险。此外，更加雄心勃勃的1.5 ℃目标能够比2 ℃目标产生更多气候行动的协同效益，但也加剧了与生物能源和CCS等关键减缓技术相关的一些可持续性风险及经济效益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