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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研究所（Global System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Exeter）牵头发布《2025年全球临界点报告》（Global Tipping Points Report 2025）指出，地球达到首个气候临界点，温水珊瑚礁正大规模死亡。随着全球变暖即将突破1.5 ℃，世界正危险地接近更多灾难性临界点，包括极地冰盖的不可逆转融化、关键洋流的崩溃以及亚马孙雨林的大面积退化。避免灾难的关键在于立即采取行动，支持社会转型，并触发绿色技术普及等“积极临界点”。该报告由全球23个国家87个机构的160名研究人员共同撰写。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新现实：随着全球变暖接近1.5 ℃，地球的气候与自然系统已越过临界点。自2023年发布首份《全球临界点报告》以来，人们对临界点风险的认识已有所加深。在全球变暖已达1.4 ℃的情况下，温水珊瑚礁正越过其临界点，并出现前所未有的衰退。部分极地冰盖可能也已越过临界点，最终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不可逆转地上升数米，影响数亿人。

（2）风险升级：全球变暖超过1.5 ℃将使世界陷入危险区域，进一步面临临界点带来的灾难性风险。预计全球变暖将在未来几年内超过1.5 ℃，使人类面临更大的风险。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共同使亚马孙雨林面临升温低于2 ℃时的大范围枯死风险，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面临升温低于2 ℃时的崩溃风险，这将严重破坏全球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并使欧洲西北部陷入严冬。

（3）防止跨越临界点：尽可能减少超过1.5 ℃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对于防止气候临界点至关重要。为最大限度减少全球升温超过1.5 ℃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在2030年比2010年的水平减少一半，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随后需要实现温室气体净去除。这需要前所未有地加速脱碳、快速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尤其是甲烷）排放，以及迅速扩大可持续且公平的大气碳去除规模。

（4）立即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的领导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破坏性临界点的发生。防止某些具有破坏性且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发生的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如果等到确定临界点已被跨越之后再采取行动，将为时已晚。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和具有约束力的长期或净零目标不足以防止破坏性临界点的发生。这些承诺将使全球变暖在2100年前很可能超过2 ℃。因此，需要COP30的领导人及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以防止破坏性临界点的发生。

（5）地方行动：应对非气候驱动因素有助于避免生物圈临界点。对于温水珊瑚礁、亚马孙雨林及其他面临临界点风险的生态系统，减少非气候压力因素有助于增强其抵御临界点变化的能力。针对珊瑚礁，需要减少过度捕捞和营养负荷。针对亚马孙雨林，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是关键。这些地方行动可以让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掌握其生态系统命运的主动权。然而，最终需要将全球变暖降至1.5 ℃以下，才能防止珊瑚礁的永久丧失。

（6）近期进展：尽管近期出现倒退，但气候行动进程在过去两年有所加速。自2023年以来，全球清洁技术的采用急剧加速，尤其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电动汽车。气候诉讼案件、自然恢复举措也呈蔓延之势，同时，食品和纤维供应链中也出现了更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尽管近期一些国家和部门在承诺方面出现倒退，但少数仍能积极带动多数，在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产生自我强化的变革。

（7）加速转型：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加速化石燃料转型。在能源系统中触发积极临界点的最有效政策，通常是通过政策强制要求逐步引入清洁技术并淘汰化石燃料技术，这些措施包括在主要市场禁止未来销售汽油/柴油汽车、柴油卡车和燃气锅炉。这些政策能够使清洁能源替代品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优质且经济实惠，有助于消除与能源系统相关的75%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实现化石燃料转型。

（8）保障资金：降低资本成本能够促成积极临界点，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调动所有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以降低低碳技术与韧性基础设施的资本成本，特别是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气候融资的成本还必须考虑到气候行动带来的长期经济和健康效益，以及不采取行动或延迟行动造成的更大成本。“巴库至贝伦路线图”（Baku-to-Belem Roadmap）为气候融资提供了变革性机遇。

（9）促进公正：积极临界点可以同时应对贫困、饥饿和不平等。积极临界点已经降低了全球能源价格，为缺电地区加速提供廉价电力，并使化石燃料净进口国的经济受益。让社区参与快速转型有助于确保脱碳的同时实现消除饥饿、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提供必要的金融、卫生、教育及其他社会和经济服务来支持公平与共同繁荣，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10）变革食品体系：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可以积极变革食品体系。全球范围内需要进行政策改革，以帮助减少与食品、农业和森林砍伐相关的25%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以此帮助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国内法律框架和治理机制、在公共和私人资金支持下向可持续生产转变、消费变化以及可持续的国际贸易政策，对于避免自然界的破坏性临界点（包括避免亚马孙雨林的退化）至关重要。

（11）恢复自然：自然恢复的积极临界点可以扩大可持续碳去除的规模。自然的恢复能力可以得到积极推动，而社会临界点已经在推广有利于自然的积极举措，包括设立海洋保护区。采取行动保护原住民权利、支持社区主导的保护举措、确保公平透明地评估自然价值以及确立自然权利，有助于触发进一步的积极自然临界点。这将有助于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目标，并且对于扩大从大气中可持续去除二氧化碳的规模和限制升温超过1.5 ℃至关重要。

（12）连锁变革：民间社会和治理可以相互促进，引发系列积极变革。积极的临界点可以对社会和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促进民间社会的集体行动对于推动触发积极临界点并赋予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的权利至关重要。只有将果断的政策与民间社会行动相结合，世界才能将其发展轨迹从面临生存性气候临界点风险转向把握积极临界点的机遇。